決戰時期的想像共同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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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後回將軍老家,著手進行正廳改善之工作。首先取下觀音佛祖像,換上明治天皇的遺像;取下普陀岩換上日本國旗;取下佛法對句,換上天皇的「教育敕語」。──吳新榮,1938年5月29日,《吳新榮日記》

1941年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,在「文化翼贊」的號召下,作家必須書寫「皇民文學」,帝國主義的發展直接影響臺灣社會與文壇。而人民生活也在這些運動下,產生了極大的變化。執行皇民運動的日本文學報國會、臺灣文學奉公會掌管文壇活動,楊逵曾經這樣說:「當大東亞幾億人,各個都不是被迫而是志願貢獻心力時,那將是多麼美好」。可見臺灣作家無論自願或非自願都無法完全迴避政策文學。

彼時無涉政治的通俗文藝作品,得以刊載在《風月報》、《南方》等漢文欄版面,例如吳漫沙的〈韮菜花〉等,也受讀者喜愛,並廣為流傳,卻也成為東亞親善形象的一種代表。